“一二九运动”带给当代青年的最大实惠是什么?

    我分三个部分讲“一二·九”运动,第一:“一二·九”运动本身的介绍和评价;第二:知识分子和中国实践、和工农大众相结合的脉络;第三: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或者说是精英和大众的结合中的人生观问题。 
　　1985年是纪念”一二·九”运动的50周年。我当时是北京团市委书记,当时承担了组织这个活动的一些任务。邀请了亲历者的一些人,也看到了这些亲历者关于某些内幕的争论和现象。在香山旁边有一个叫樱桃沟的公园,里面有一个”一二·九”纪念亭,是一个用白色混凝土三角形搭的一个东西,单面看就是一个人,三个面就是三个人,形成一个群众的众,那是我主持建造的。  　　“一二·九”运动应该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运动的准备阶段。主要的形式是黄河水灾赈灾会。1935年的夏天,黄河发水了,在河南和山东形成了大量的灾民。灾民跑到北平、天津这一带讨饭、要饭。当时有一些善心的人或者是政府,主要在宣武区和崇文区,设了很多粥棚,拿大席子,用竹竿支起来,地上架着大铁锅熬粥。熬粥、发粥,需要人手。那时候北京没有太多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加在一起,不会超过3、4万人。那个时候,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学生人数都在1千人以下。而且这3、4万人主要还是中学生。由于几年的白色恐怖,使得北方的地下党(共产党),力量很薄弱。当时成立一批,被抓一批,成立一批,被抓一批。到了1935年前后,北平的地下党党员的数量,大概在100几十人。关键是,由于“单线联系”和反复破坏又反复建设。很多党员要找党的关系,为什么要找关系呢,因为“被捕”,“叛变”,“脱党”……中间线断了。而这个赈灾会呢,给了地下共产党的党员,一个公开活动的机会,他们以这种慈善机构,熬粥、发粥等就串联在一起了。把大学生中愿意熬粥,愿意当志愿者的人串联起来了。在这些人当中,发展了一批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 
　　我母亲就在这个环节和党组织建立了关系,发展成共青团员。我母亲没有入党,是入了团。因为当时的国民党,对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一样看待,抓住共青团员,或者审问、或者进监狱、或者杀害。结果就使得共产党的组织部,通知我母亲,你入团的那天就是入党的那天。所以,她的入团日就成了入党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共产党发展了能够公开活动`的群众性社会组织。我母亲当时不是大学生,是中学生,女一中,先在女一中成为了学生会主席,后来又成了华北学联的主席,这样就使得共产党有了一个可以号召群众,动员群众的外围组织渠道。 
　　当时水灾赈灾会上,地下党的组织工作最主要的领导是周小舟,所以我们党的党史写“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周小舟、彭涛、姚依林、黄敬、郭明秋这五个人,实际上,前后做工作的人有很多,但是五、六十年代党史上呢,就写了这五个。 
　　后来有些人争论这事。陈云当时说了个观点:党史上的评价,应该以1945年“七大”到1956年“八大”之间的评价来定。有两个理由:一是当事人都健在,你说的不对,别人会限制,会纠正,会爭论,有记录在案。不能瞎说。等知道的人都没了,最后你说也不算数,因为没人对照着,当事人都不在了。二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的时间是“七大”到“八大”之间,老同志都承认的。那时候,真要有不同意见,跟党史公开的白纸黑字差别大了,那时一定会有人出来说,而且说的意见还是比较正确的。 
    所以陈云同志说的这观点,我一直认为是很有道理的。当然,后来因为改革开放,总会出现一些议论。这些议论我认为都应该按陈云同志当时的观点解释,对照。所以我清楚记得50年代,党史评价“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就这五个人。 
　　第二阶段是日本人要进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五省自制。当时的五个省不是现在的五个省,还有热河省和察哈尔省,所以那时候说是五个省其实就是现在的内蒙、山西、河北。那时候北京市也不是直辖市,是北平,是归河北省管辖的一个地方。 
　　当时的国民政府(蒋介石政府)一再退让,刺激了一批青年学生。这些热血青年,表示要抗议,要运动。我母亲当时是学联主席,这些学生把意见反应到我母亲那儿,就决定:12月9日这一天要进行游行。但是这一天决定游行的时候,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也不知道能不能游行,能游行到哪,谁愿意参加等。因为这是群众性的活动,所以要有一个自愿、自发的问题。当时动员了一部分学校的学生,12月9日那天上街游行。12月9日当天大概上街游行几千人,学校的数量也很少,范围就是北京市内。当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在全国引起了一定的影响,随后就有大批的学校加入,找到我母亲,就说咱们再来一次。 
　　当时我父亲在河北宣化做地下党的工作,因为宣化离北平很近了,12月9日那天听说民众游行了,河北省省委就把他调到北平,连夜任命他为北平市委书记,就是12月10日。他召集当时地下党的主要核心人物,和大中学校的学生联系商量,听说学生还有要求,就策划12月16日再游行一次,这次是地下党组织系统启动的。 
　　当时清华的地下党力量比较强,党支部书记是蒋南翔。他是清华小报的主编,写过”华北之大,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姚依林也是清华大学学生会的,做学联秘书长。这样就又组织了一个12月16日的群众游行。12月16日这一天,国民党有准备。因为12月9日这天让国民党吓了一跳。早在1935 年2 月27号蒋介石与汪靖卫就联名对全国各地民众组织发命令……“禁止排日活动”。所以12月16日当局准备了水龙头、宪兵队等,“大刀队”都上来了。 
　　这天规模很大,清华人很多,学生们冲破了紧闭着西直门,到天桥讲演。为什么到天桥演讲,因为当时北京市政治中心偏西城区,商业中心偏东城区,东城和西城区都是达官贵人,四合院大门紧闭,人不出来。崇文、宣武是平民区。平民见号召,还能出来,听讲演,跟着游行。学生、群众大概上万人,游行队伍在东单、西单、新华门这几处转,在新华门前面产生了冲突,水龙头、大刀棍棒等均使用了,这是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街头政治”表现力最强。毛主席说了“一二·九”运动的两个贡献,一个與论贡献,一个干部贡献。與论:影响主要在“12·9”和“12·16”。 
　　第二阶段的贡献实际是12月16日的游行,声势浩大,整个新闻媒体报道后,扩展到全国全世界。当时全国各地比较激烈的是武汉、广州,南京,但是上海不知道为什么很沉寂,有冷有热。 
　　因为有了党组织,我父亲当时是北平的地下党委书记,后来到天津做书记,组织学生南下宣传,成立民先队。当时他和彭涛、周小舟,商量,只用学联的形式扩展,社会上的很多人不能进来,因为他们不是学生,所以干脆扩展成青年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由于清华在12月16日表现较好,就选了李昌为队长。为什么选择李昌?第一、因为他积极,第二、因为他靠近党组织。当时选人到第一线都要考虑有可能被抓,如果被抓的话不要造成党的严重破坏,所以党的核心,不能上第一线,要保护。由于李昌是党的外围分子,所以蒋南翔和姚依林推荐李昌,就在清华同学会,地点在现在的王府井附近叫“骑河楼”,据说现在好像还有。然后就把民先队在全国成立起来,北京就成了总队,李昌就成了清华民先队的总队长。实际上由于这个总队没有什么紧密的联系,就是一个名义的总队,各地都有,背后的是地下党。 
　　第三阶段,是共产党组织在“12·9”运动中表现积极,靠近党,有可能接受马列主义的:知识青年以各种路径进入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批人走上了“与时代主题相结合”,“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中国共产党相结合”,即“三结合”的道路。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我认为第三阶段是最实惠的,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最重要。但是外在的形象没有很好的表现力,因为第一、比较分散,地域分散,时间分散,典型人物分散。第二、没有明显的集中的“运动”形态。所以第二阶段的“一二·九”运动就成了表现力集中阶段,比如高呼口号、标语等,而且还有几张照片,据说是斯诺照的。其中一个男青年带着礼帽,穿着长袍,一脚踩着有轨电车的窗户,一脚踩着一个青年人的肩膀,高呼口号,那个人就是俞正声的父亲,黄敬。 
　　当时地下党商量在演讲的时候先派东北大学的流亡大学生,宋黎。宋黎是东北大学的地下党党员。为什么选他?因为宋黎是东北学生,他流亡到北京,回忆起东北的大豆高粱,最有说服力。但是他上去讲了几句,发现他嗓门不大,效果不好。后来发现黄敬的嗓门还可以,但是当时他的党组织不在北平,他的党组织在山东,他是地下党员,他来北京,通过同学关系接上了北京的组织,因为都是单线联系,没法选举,所以他在北方党内的位置不确定。但是当时他很热情,胆儿也大,也年轻热情,当时宋黎就说,换一下,你上去,后来就换了黄敬,开始他是抱着他,后来干脆让他踩着他的肩膀,一脚搭在电车上讲演,结果就被斯诺拍下来了,就样就成了“一二·九”现场运动的一个历史上特别珍贵的记录。所以搞革命,嗓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第二阶段的表现力,现在一直是这件事的形象的表现者,后面的那些照片,有一些是补拍,甚至是电影里的,真正是现场拍的照片并不多。 
    第三阶段就是到七七事变之前的输送干部,贡献最大。主要分三件事。这三件事儿,现在历史上也不方便说,但是不方便说也不妨碍在咱们这样的场合说。这批“一二·九”运动的学生干部,粗略统计,全国发动起来的接近10万人,中学、大学学生。因为我母亲后来是“一二·九”运动的学联主席,所以她特别注意这些资料,常常给我讲这些资料。有些人知道我母亲的身份,弄点资料就往我们家送,所以我们家关于这方面的资料特别多。1985年纪念50周年的时候统计,大概这10万人里,有2万多学生加入了八路军,新四军。这就是毛主席说的“做了干部储备”。其实思想與论准备,“一二·九”运动的影响赶不上9·18。所以这次学生游行,也不能说在中国抗战史上的影响太大,但是这2万多人给八路军给共产党做了干部储备。实际上,进入国民党(重庆)的学生比进入共产党和进入延安的、地下党的多。后来,这些人也没怎么发展出来,因为国民党倒台后,这些人的出路分化得很厉害。 
　　加入共产党的这2万多人,有三个贡献。 
　　第一个贡献,是为八路军创建敌后革命根据地做了大事儿。当时八路军七七事变之后,跨过黄河,往山西进军开辟敌后根据地的时候才3万多人。 
　　今年纪念抗日战争70周年的时候,有地方请我讲演。我讲到正面战场,敌后战场,说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的功劳也说了国民党的问题。后来有人就跟我计较这些事。 
　　我再来讲讲,据日本的靖国神社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包括1931年后的抗联,加在一起在大陆上被打死的日本兵是140多万人,战争中可能还打死了几万带枪的日本侨民,但是正史里面不算武装人员。当时日本统计的国家机制已经很全面了,他们统计的较准。这些人的名字,出生,都很清楚。这140多万人里边,共产党消灭了50多万人,所以说共产党消灭的日本人,没有国民党多。但是建国以后,改革开放前,大概是1982、1983年,胡乔木到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博物馆说,抗日战争也应该把正面战场的事情反映出来。从那时开始,共产党开始把正面战场的数字也反映了一下。在这以前,大陆是不提正面战场的。所以当时就有人为国民党抱不平,说当时国民党的军官也干得挺不错的,消灭80多万日本人也挺不容易的。国民党也有了很大牺牲。但是,77事变爆发的时候,八路军是3万人,国民党是300万人。八路军是3个师,国民党是191个步兵师,9个骑兵师,45个旅。力量是不一样的,他们有军饷,有铁路交通,共产党完全是敌后,没有军饷,没有供给,还有1/3是拿着大刀长矛。没有现代武器去打仗的。所以共产党消灭50万人已经很不容易了。这50多万人,八路军消灭大概是38多万人,12万人是新四军消灭的。 
　　所以有些人还在计较国共之间的功劳。我不是计较这个,而是我觉得共产党现在说起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候的一些表现,优点应该承认。主动迎战的打了22次仗,只有5次是前半截打胜了,像台儿庄、昆仑关,枣阳、睢县,还有第三次缅北反攻。缅甸远征,前面败得很厉害,去了50多万人,剩4万多人回来。后来,到1944年底,开始反攻的时候,打了几次漂亮的仗,这五次是国民党真正做了贡献,而且确实消灭了很多的日本人。但是22次里面的5次只是少数,其余的17次是打败仗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国民党要负军事上的责任。如果没有军事上的失误,不会导致那么大规模上的屠杀。 
　　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中华民族的正统代表,所以中华民族谈起国民党抗日战争时候的表现,肯定有他正面的成绩,但是说点他失败的事,不是替国民党检讨,而是替中华民族检讨。这件事,我自己都认为是丢人的事儿,因为我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整个抗战,他投降了160多万。成队成建制地端过去的。是二次大战史上,所有被占领国,傀儡军队超过占领军队的唯一国家。连法国的贝当政府都没有到这种程度。当时法国的贝当政府相当于中国的汪精卫。但是他们也都没达到这个水平。中国伪军200多万人,但是日本侵华士兵的最高峰才是100多万人。也就是说中国的汉奸比侵华的日军数量还要多。所以这200多万伪军都压在了共产党身上,共产党消灭日本人50多万人,大部分是在跟伪军作战。这200多万伪军没有压在正面战场上,正面战场是纯日本人。另外,国民党给伪政权提供了30几个中央委员,50几个将军还包括党内名义上的第二把手汪精卫。所有这些事情不仅仅是跟中国共产党较劲,实际上是跟中华民族较劲。因为蒋介石仅执政了20几年就到台湾去了。共产党现在执政了70几年,共产党现在不代表中华民族谁代表中华民族??!!可是既然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就得替国民党这点丢人的事儿作检讨。我们也得研究这件事儿。 
　　所以说到“一二·九”运动,为什么讲到这背景呢,这就涉及到青年学生选择道路的问题。我刚才讲到的是国民党的这些“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到现在没有什么地位,这件事情不是堡垒,而是你寻找了哪些道路和平台,你寻找了哪种思想体系(“主义”)作自己的核心精气神!你将自己编入哪个组织! 
　　这批学生给敌后根据地,共产党后续发展,129师开辟晋冀鲁豫,渡黄河、115师开辟晋察冀、山东、120师开辟根据晋绥、提供了干部。共产党开辟大批根据地的时候非常缺干部。日本人进来时候先占领了一些大交通,还没来得及布置基层政权,可是这些基层政权的县长是领国民党工资的。国民党跑了,没人给他们发工资了,这些县长还不跑啊。所以整个县的政权都成了真空。我看过一个会议记录,晋冀鲁豫根据地,一天之内委派了36个县长。敌后根据地刚开始建立的时候,不都是打下来的,而是真空的城市,权力真空,派个人去管理,而这个县长是谁,大部分就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担任的。因为八路军派一个排一个大队去建立革命武装、县大队,委员等。但是部队,大部分八路军战士是文盲。当县长的总要写个布告,懂点文字,所以“一二·九”运动的这2万多人基本上就这样成长起来了。 
    所以敌后根据地到抗战结束的时候,共产党有1亿多的敌后政权的老百姓,拥有1亿多人口,几百个县的政权,政权和党的领导人基本上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当然也有后来参加的。部队当然是八路军,也有一部分人直接进入部队,当了部队的领导人。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一二·九”运动给中国革命贡献最大的是干部,这个多实惠。 
　　第二个贡献是抗日统一战线。那时候,红军刚刚到了陕北。“一二·九”运动的时候中央红军还没有完全站住脚。疲劳劲儿还没缓过来。当时党内还说不清楚有重新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党内高层对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一致的认识是1935年底瓦窑堡会议。“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后,尤其是12月16日的游行影响全国,当时东北军从东北撤出来的时候大概是18、9万人。后来让蒋介石调到南方去打红军。打仗的过程中消耗了几万人。再后来,蒋介石又把东北军调到西安和陕西打红军的时候,东北军是15、6万人,也含补充关内的“壮丁”,关键地方军没有自己的“地盘”非常难过。蒋介石说的攘外必须安内,当时还是国民党内部的文件,所以挨骂的是张学良,等于他丢了东北,首先不是骂蒋介石。 
　　张学良因此愤愤不平。因为“一二·九”运动的爆发,等于给了民众一个口实,青年学生都要求抗日,你们怎么没有作为。所以当时他赶快派副官来北京找学联。共产党一看这是一个机会,当时还没有党中央的指示,北方党就是河北省省委,马上派共产党员宋黎过去。就是刚才说扛着黄敬上去讲演的那个人。宋黎解放后做大连市委书记。宋黎带了一批地下党,或者是地下党外围的知识青年,到西安去给张学良做工作,张学良一看东北这批学生,这么高的热情,就给他们组织了学兵队,这个学兵队基本是共产党掌握。是西安事变的基本队伍。他自己的部队已经是国民党的部队了,若是去抓蒋介石会让一大部分人害怕的。但是这个学兵队不怕。 
　　历史上就把西安事变算在张学良的头上。如果说是共产党干的,这事儿就会添麻烦。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都跟这个有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放了蒋介石,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包括在毛主席说的第二个贡献里。 
　　第三阶段的第三个贡献,我个人认为,而且坚定的认为,是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贡献。 
　　为什么这么说,共产党接受马列主义的认识,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程,是一个重大的文化课程,是一个重大的组织建设课程。这些课程中有一个问题,即经典马列主义的语言,思路、背景、表述方法是西方文化的背景。在人类历史上,有人说是七个文化背景,有人说是五个文化背景,而我说就两个:一个西方,一个东方。而西方的传统思想,就是咱们现在俗话说的希腊哲学类。而近二三百年的斗爭,融合。现在看来,各有优缺点。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非常先进。表述,传播,实用……总离不开普通人的话语文化体系。就在这儿,必须要有跨越!跨越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的鸿沟。在欧亚大路上,跨越乌拉尔山,跨越欧洲到亚洲的一万公里。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巨大的文化融合过程。这个工程伟业,一个巨大的贡献就是毛泽东思想。很多人都在做西学东渐、东西融合的工作。但真正有实际意义,能够改造社会的,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贡献不仅是对马列主义的宣传,更重要的是推动中西文化的交流。为什么?他有实际,他干了事业,他用一个“工程”创造了一个新的大国家。别的学问再怎么大,例如东西比较,作为学问没问题,但是作为国家的改造,那就不一样了。毛泽东思想有对立面,就是这些“一二·九”运动的学生。例如胡乔木,胡乔木是毛主席身边的一个文字秘书,他周围的一批人给毛主席提供了大量哲学、思想等各方面的书,甚至还提供了大量的对立面。毛主席要批评这些学生,但是在批评过程中,学生被改造了,毛泽东思想产生了。“一二·九”运动的这个贡献,现在没人说,反正史学界认不认帐没关系,这是来自历史背景的重要认识。 
　　毛主席和列宁都有这样的看法……  　　“使命”是客观的,是时代和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 
　　所以青年知识分子必须跟这个国家的命运,和这个时代的主题相结合。跟使命结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跟毛泽东思想相结合,跟中共相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的所有进步,都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一种系列描述,当然也可以从其他角度进行描述。但是这个角度肯定是必不可免的。 
　　先说旧民主主义。第一个结合是康有为、梁启超。他们虽然是地主家庭出身,先走科举路,之后接受了西方早期的经典“启蒙”思想,叫君主立宪,然后开始反抗。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结果被杀了,被赶跑了,扑灭了,失败了。孙中山原来也想走这个道路,劝皇帝变革,但是他发现行不通,于是他就走了一次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先进思想与时代主题结合……(旧民主革命)第二次结合。组织了武汉起义,推翻了清王朝。这是中国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先进部分,接受了资产阶级共和思想并且实践为部分成功。1911年辛亥革命,从顶层政治历史上的设计,相当先进。有人说共产党犯左的错误,其实这个左,是从孙中山就开始的左。1911年辛亥革命历史先进等级高于明治维新。因为明治维新还是君主立宪,君主立宪在资产阶级历史上都被认为是比较早期的,比较落后的,共和制是比较先进的。而且当时中华民国的宪法,1911年就规定了妇女具有投票权呀。美国1922年才提出了妇女有选举权力,比辛亥革命晚了11年。美国在资产阶级的顶层设计都不如孙中山,你说他够不够激进?……相当棒!后来我到中山县他的故乡,与孙中山故居博物馆馆长聊天,他跟我介绍国民党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民权怎么回事儿,民主怎么回事儿,说到“民生”的时候。他说在国民党内部,孙中山的定义是“共产主义”。这比我们现在对民生主义的定义都激进。我当时听完了有点不相信。他说这个是国民党的档案管理处,有文字记载,是会议上说的。 
    但是第二次,孙中山也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主要理由是因为群众没有变化。在他们的用词上是,“国民性”没有改变。最早是梁启超提出的这个概念……“国民性”。用文学手段表现这个观点最明显的是鲁迅。他总批评国民性,如他写的《药》等,“蘸人血馒头”事件背景都能对的上号,是清政府在菜市口刑场杀秋瑾的那一天,他有意识的对上号。现在菜市口修了一条大路直通新的高铁火车站。我20年前调离北京的那个时候,菜市口还是丁字街,新开的街那两边都是棚子,当时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谁也不敢在那儿盖房子,那是清末杀人的刑场,谁敢在那儿盖房子?半夜鬼叫!还有鲁迅的社戏中的闰土以及阿Q等,这就是鲁迅揭露国民性的问题。后来孙中山去世的时候写的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就是唤起大众的国民性,就是知识分子跟群众、跟大众、跟使命相结合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解放前经历了四段。 
　　第一段是“创建党”,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这波人出身地主,先学四书五经,后学资产阶级,最后是追求共产主义。 
　　第二段是留法留俄的留学生,周恩来、邓小平等代表人物,大致在大革命的时候特别活跃。这前两波人都有马列主义做思想指导,都是经典的,原滋原味的,甚至有些是教条主义的。4·12大屠杀教育了,分化了这波人。共产党叫“4·12”为大屠杀。国民党叫《清党》。清党是清国民党,蒋介石觉得国民党怎么能让共产党钻到肚里?……杀!“杀”的结果,前后统计是减少了5万多党员。但还有一说是7万多人。因为有的支部杀得太彻底了,连线头都没有了。到底是5万多还是7万多党员,由于当时组织系统不如现在,中组部统计是5万多人,但是我们听到有些老同志说,起码7、8万人,其中国民党杀掉了1万多人,留下来的不到1万多,剩下的3万多人跑了,脱党了,叛变了等等。坚定不移的是少数。毛主席说,“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的,只占《清党》前的十分之一不到。我认为,这件事在中国历史上,标志着旧民主主义结束,新民主主义的开始。虽然现在历史上不是这么记录。旧民主的三个高潮都完结了。国民党从革命变成“反革命”。共产党开始独自领导革命,说,你不干我干,我代替你干!这实际上是新旧民主革命的分水岭。在这件事前后,国民党共杀了30多万人。这件事情不仅完成了国民党的清党,也是对共产党党内的清党,清的是不坚定的分子。这件事情使得留下来的几千个共产党员是最坚定,最不怕死的。这是国民党用他的屠刀,替共产党清党。只要共产党目标是历史的进步,自己不清理自己,就会有外部力量清理自己,代价会非常大。 
　　第三段是讲武堂和黄埔军校的青年知识分子“三结合”。典型的讲武堂带头人是朱德、刘伯承。黄埔军校的带头人就多了,这批青年军事知识分子,进入共产党,一方面经过被改造,同时改造共产党,变成了无产阶级军队,成就了共产党的部队。 
　　第四段是“一二·九”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跟革命“三结合”。1949年以前,知识青年跟时代使命相结合,精英和大众结合,是这么四段。《12·1运动》在数量上增加了“三结合”的作用。他们改造思想。这个过程说明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有追求真理的相对独立性、相对自由性。这四批知识分子,出身大都是剥削阶级,几乎没有无产阶级。 
　　我在北大当党委副书记的时候,有一次给学生说,现在的北大学生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一个宿舍原来是8个人,后来6个人,再后来4个人,这不就是进步吗,超过解放前了。当时北大书记是汪家鏐。她告诉1948年上北大的时候2人一个宿舍。在女生宿舍,早上还没起床,老媬姆就把洗脸水给打好。这多贵族呀?!现在的博士生恐怕都没这个待遇。我估计将来也没有这待遇。那时候的学生很多是富二代,官二代,甚至是国民党要员的孩子。我母亲是国民党少将的闺女。当时十七、八岁的她要参加共产党,我姥爷把她反锁在家里。她跳窗户跑出去闹革命。我父亲是东北一个县第二号大地主的儿子,后来跑到南开读书,读着读着就变成共产党了。不光我父母这样,那时候。黄敬、姚依林都是大地主家的孩子。所以国民党很奇怪:“大米白面反饥饿,小米窝头扭秧歌”。 
　　这一批人是把自己个体追求真理的过程改造成在群众的社会革命中实践真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在共产党中改造和被改造。我们学习继承“一二·九”运动,这应该是精髓!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正态分布现象,真正革命到底的是小概率事件,反动的也是小概率事件,中间的才是大概率事件。作为知识青年,你们现在要进行选择,选择反动的仍是小概率事件,选择革命和中间的可能是大概率事件。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纪念“一二·九”的一个原因。而历史纪念活动的生命力(“可持续”性)最后取决取于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取决于对历史事件的“意义提取”。 
　　“三结合”才是最有长远意义的认识。